10月27日，湖南省纪委监委一口气公布了15个违规插手医院工程和药品设备招标采购的典型案例，波及湖南长沙、衡阳、常德、益阳等多市，时间线年。
这些官员大部分并不负责医药领域，有的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有的是区委书记。但在医药领域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他们都把手伸向了医药采购项目的招标采购。
通报指出，这些人有的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插手医疗器械、药品采购；有的利用职权影响力违规干预医院工程项目招标；有的“靠医吃医”，在高值耗材使用上“吃拿卡要”。可见招标采购中问题爆发之多、涉及领域之广。
湖南通报也揭开了医疗器械采购中的冰山一角。去年4月，湖南专门重申了全省公立医院药品、设备、医用耗材的采购规范，但在医疗设备采购这一块仍然沿用旧的制度，即预算——招标——采购的流程。
有的省份，比如浙江，就明确规定了400万元以上的采购，鼓励实施“带量集中采购”。这两年涉及政府贴息、专项债等定向资金的设备采购，也多采取集采模式。未来，“集采”可能会成为医疗设备采购的主流。
比如，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雷绍业，在2011年至2023年5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违规插手和干预娄底市某医院药品配送、怀化市某医院超高端CT采购；2012年至2024年，黄志文利用担任汝城县委副书记、县长，苏仙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先后违规插手和干预汝城县2家医院的螺旋CT等医疗设备采购项目，以及苏仙区华湘医养中心建设项目。
CT属于大型医用设备，便宜的几百万，贵的则动辄上千万元。一直是医疗腐败“重灾区”，这类高端设备采购回扣比例可达20%-30%。
此前，廉洁四川报道过一个案例，四川巴中卫生院院长采购一台16排CT机，就拿到了高达60万元回扣。单价高、利润大，让CT这样的大型医疗设备采购，成为了一块人人觊觎的“肥肉”，诱惑极大。
湖南通报还有涉及防疫物资的。2020年至2024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株洲市荷塘区卫生健康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欧阳江帆，违规插手防疫物资、医疗设备采购等问题，为他人在防疫物资、中医设备采购和业务款项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基层医疗建设工程同样也成了腐败的温床。湘西州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长刘冬生，在2020年11月，利用担任龙山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违规插手和干预某医院异地迁建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据健识局查询，这提到应该是龙山县人民医院异地迁建项目。2017年的投标邀请书显示，该项目总投资约184.2万元。2020年11月，刘冬生曾到县人民医院迁建项目指挥部现场办公，要求迁建工程抓紧实施扫尾工作，如期投入使用。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国正，湘西州龙山县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都曾在任上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社区卫生院的改造、返修项目获利。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和医护人员培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对基层医疗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从2023年起，湖南省级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支持乡镇卫生院建设。没想到这却给贪腐留下了机会。
这并非湖南第一次公布医药领域政府采购腐败典型案例。2024年10月21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了10起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怀化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印宇鹰干预和插手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这次湖南省纪委监委的再度集中通报，又一次让医疗设备采购的黑暗面，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相比于药物集采，医疗设备的集采推进程度快慢不一。2021年，安徽率先开展CT、MRI等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的集采试点，给医疗设备集采开了一个先河。去年开始，涉及政府专项债的基层医疗设备集中更新采购，大多采取了集采的形式。各地设备集采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扩大，包括CT、磁共振、MR等大型设备都被纳入采购。
但由于医疗设备集采纳入政府采购监管范围时间较短，仍有不少单位没有按规定将应纳入政府采购程序的采购项目全面纳入监管，一些省份还没开展设备集采，导致操作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
面对这一顽疾，监管层的态度明确。此前，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丁一磊曾表示，密切关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最新进展，重点跟进了解大型检查治疗设备真实采购价格，对于大型设备采购成本严重失真的，及时降低项目价格，切实挤出虚高设备采购的水分。